“奇点未临”,但作为“奇点技术”的人工智能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入侵和重塑已是有目共睹。伴随着世界图景的智能化,人类的心境、现实和体验发生着或剧烈或隐匿的变化。这种变化由处于“加速变化状态”且具有“黑箱特性”的人工智能引起,故而容易滋生“不确定性”,拖曳人类进一步深陷“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0]的“风险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对课程进行恰当的重构,那教育将是现下抵御风险的坚强堡垒。
(一)没有工作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作世界”,或者说“劳动世界”。工作(劳动)是我们存在、生活的方式。通过工作(劳动),人性得以淬炼,财富得以积累,文化得以灿烂、社会得以结构。毫不夸张地说,工作(劳动)创造了人及其周遭的一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1]
“人工智能的全面赋能,便意味着智人的全面赋闲。”[12]这是人类意向性行为的非意向后果。有迹象表明,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抢走”人类的工作。世界经济论坛在《2023年工作前景报告》中提出,受人工智能等因素的影响,未来5年,全球将有23%的工作发生结构性改变,约有14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13]202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名为《人工智能与未来工作》的调查报告,其中有66%的受访者认为,因人工智能而消失的工作要多于其创造的新工作。[14]英国经济学家丹尼尔·苏斯金德(Daniel Susskind)在《没有工作的世界》一书中悲观地指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需要人类去做的工作越来越少的世界,这是一个逃不掉的结局。”[15]
历史上,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工作危机”并不新鲜。过去的经验证明,从长远来看,机器自动化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转型,反而增加了工作需求。工作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普通机器只能替代体力劳动,而智能机器还能兼任脑力劳动。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在更宽泛的、曾经只有人类能胜任的工作领域向人类发难,直至“通用”。人类在“工作世界”里的优越性和优先级不再绝对。“工作不会消失”的历史规律在“智能变量”下是否仍然奏效?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功利地说,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人们昂首踏入“工作世界”的“敲门砖”。更多的教育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在“没有工作的世界”,教育与工作脱钩,工作与生活分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二)教育和技术的竞赛
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等人通过著作《教育和技术的竞赛》提出,“科技与教育间存在一场持续不懈的竞赛”[16]。笼统地说,当教育“跑”在科技前面,技术红利将得到合理分配;反之,贫富差距将扩大,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人和人工智能的竞争实际上也是教育和人工智能的竞争。
“教育是人工智能故事中的灰姑娘。”[17]一方面,教育处于各大科技公司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下风口”,受重视程度不如医疗、制造、物流、金融等行业。[1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程度和水平仍较低。现阶段,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实际变化非常有限,传统的教育模式依然是主流,教育明显落后于科技变革的步伐。除了硬软件设施条件不足、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不高等客观因素外,造成这种情形的另一个原因是主观上人们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潜藏危害的担忧,如助长学生作弊行为等。欧盟《人工智能法》将教育归为人工智能应用高风险类别。[19]美国得克萨斯州则干脆计划禁止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20]发展、应用人工智能是历史趋势,宜疏不宜堵,宜控不宜禁。任何形式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在教育领域都是行不通的。
为扭转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层面的不利局面,实现教育对技术的迎头赶上和弯道超车,各国纷纷出台政策文件予以支持。2025年4月,我国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要“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21]。同一时期,美国白宫发布人工智能教育行政命令——《推动美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主张“通过人工智能改善教育”[22]。在此背景下,探索课程重构的或许方向和可行路径既是教育的责任,也是时代的召唤。
(三)人类的本质和价值
人工智能冲击着我们的现实,也震荡着我们的思想。机器“人类化”和人类“机器化”的“双向奔赴”模糊了人与机器的边界,催促我们再次回到“我是谁”这一古老而经久不衰的哲学迷思之中。
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不一而足,但存在共通之处,即“人能够思考”。柏拉图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在智慧上胜过其他一切动物”[23]。亚里士多德在人与植物、动物的比较中,“把人规定为有理性的动物”[24]。不过,此时的理性仍应服从宇宙的秩序。笛卡尔将思考作为人存在的证明,提出“我思故我在”。这时,理性便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冲破了宇宙秩序和宗教戒律的桎梏。康德认为理性是人的禀赋,并把它看作“人的本质的固有成分”[25]。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机器获得了“思考”能力,不仅成为继人类信仰和理性之后,第三种认识世界的方式[26],还成为与人类并驾齐驱的知识的“新生产者”[27]。当思考和基于思考的智识活动不再是人的“专利”,自我认知变得困难,我们亟须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新依据、新共识。
人的本质关系着人的价值。近代是人类价值的一个分水岭。近代以前,信仰先行,理解随后(credo ut intelligam)。人由上帝创造,人的价值由上帝决定,“神”是人类叙事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近代以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鞭策人类逃离“无知”,跑进“上帝已死”的“人文主义时代”,人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修正和拔高,人被推崇为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口中的“超越一切存在的一种存在”[28]。而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或将是另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机器通过侵占劳动挤压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意义,催生出丧失经济价值、堕入精神虚无的“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29];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强调数据至上,以“上传”的方式将人类和人类体验粗暴地压缩成一组组数据,再以“计量”的方法来判定和衡量人类的价值和效用。一张遮天蔽日的“数据之网”已经悄然降落,人类束缚其中。仿用韦伯(Max Webber)的话,“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数据之网上的动物”。在数据主义②(dataism)的宰制下,人工智能似有“推开”人类占据世界中心之势,一如当初人类取代“神”。人再次陷进某种“无知”。
人的问题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教育是一门人学,它的对象是人,它的目的是“成人”。因此,教育需要敏锐地感知和捕捉到人工智能对人的“增强”“削弱”“促逼”,并以课程为径,实现对人的关怀、纠偏和确立。